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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救灾看中国政改（转）● 文 扬 汶川大地震的突然发生，是对中国政府紧急应对灾害能力的一个严峻考验，对于一个问责制政府来说，也就是对政府承担责任的能力的一个考验，从十几天来整个救灾过程和实际救灾效果来看，胡温政府在履行责任方面总体上是合格的。 按一般的说法，当前中国政府是一个威权体制的政府，不是民主体制的政府。从理论上讲，一国政府坚持威权而不实行民主，执政党坚持集权和一党独大而不搞分权和政党轮替，其合法性也就在于权力与责任的匹配。即是说，只要权力的集中程度与责任的集中程度相一致，这种体制并非没有道理。 来自西方自由主义方面的一个经典攻击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其实这个判断只涉及到权力与利益这一个方面的关系，没有涉及到权力与责任这另一个方面的关系。若对应地套过来说，就是：权力规定责任，绝对权力规定绝对责任。 责、权、利三者的匹配 责权利三者的匹配是政治理论的基本问题，权力-利益关系和权力-责任关系是平行对称的一体两面，并无高下主次之分。之所以从自由主义的角度只侧重权-利关系，不大强调权-责关系，与自由主义对人类社会的基本假设直接相关。从“经济人”的假设出发，为政者也是“经济人”，也会利用一切机会谋求个人私利的最大化，所以对为政者首先要考虑如何制约其权力防止其擅用公权谋取私利。 但“经济人”假设并不是客观现实。在东方传统中，为政者与其说符合“经济人”假设不如说更接近“道德人”假设。按中国儒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标准，“经济人”假设实际上是一种小人假设。 这就是：假设为政者都是不惜将私人利益置于公益之上的恶棍和小人，若不从制度上制约他们，他们肯定会以权谋私。 而“道德人”假设则是君子假设，即假设为政者都是充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高尚情怀的君子士大夫，如果不给他们足够大的权力，难以发挥出他们经世济民的远大抱负。 从为政者是“道德人”的假设出发，首先遇到的问题将是如何将责任范围与相应的权力相匹配的问题，而不是如何限制权力以避免腐败的问题。这个角度就是与自由主义角度相左的威权主义角度，也就是威权体制的合法性所在。从各国政治实践上看，两种假设都不能完全成立。 只要都是“经济人”，即使设置了一整套分权制度，配合以充分的媒体监督，仍然免不了恶棍和小人的篡权和滥权，导致政府无能、政绩恶劣。不仅如此，由于“坏的”领袖是通过“好的”制度上台的，一方面让上台的恶棍和小人都合理合法地披上了民主外衣，另一方面，反对恶棍和小人的行动反而成了对民主自由制度的攻击，使君子士大夫型的领袖处于不利的地位，于是，朝野乱象丛生，社会风气倒转。 但如果完全从“道德人”假设出发，不对权力进行制度性约束，假定官员们都会充分利用威权体制的权力自由而尽职尽责，肯定无法防止“道德人”自身的腐化变质，一旦“道德人”都蜕变成了“经济人”，由于权力不受制约，必然导致贪污腐败的大泛滥。 威权和高效难以弃于一旦 由此可见，西方式“三权分立”民主制度无非就是一种彻底抛弃了“道德人”幻想，完全按照每个人都是津津于私利的小人，而且一旦掌权必然成为恶棍的假设所完成的政治体制设计。 即使这个设计仍有可能被恶棍和小人所利用，对真正德才兼备的“道德人”领袖造成了束缚甚至压制，而且常使政府陷入低效低能、失职失责的半瘫痪状态，也只能当作是民主制度难免的弊病而加以容忍了。毕竟，最坏的情况是完全不能容忍的。 考虑到这个制度的诞生时代正是西方上帝已死、撒旦当道，每个人的人性之恶大膨胀，成群结队的goons and thugs（呆徒恶棍）横行四海巧取豪夺天下财富的殖民主义时代，仁人志士们出于保卫社会的最低愿望作出这样不得已的设计，完全可以理解。 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或者出于捍卫本国主权、坚持自主道路的需要，或者出于保持社会整合、应对自然灾害的需要，必须要保持高效高能，必须要承担巨大的护国护民责任，如果不能如此，将有可能出现远比“经济人”对权力进行滥用更坏的情况，导致更大的国家和社会灾难，那么，这样的国家有可能选择为了制约“经济人”而放弃威权体制吗？ 具体到中国的问题上，中国因为威权体制而压制了政治民主、放纵了官员的贪腐、导致了社会不公甚至积累了深层危机，这都是可以确认的事实。问题是：中国承担得了放弃威权体制、使政府因民主而失去高效能甚至陷入半瘫痪的后果吗？ 在此次汶川地震救灾行动中乃至后续的预防次生灾害、灾区重建和社会恢复整个过程中，中国政府所履行的责任是巨大的，没有相应的威权和集权作支持是不大可能的。 寄望于实践的智慧 另外，中国历史上的君子士大夫传统仍在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中强烈地延续着，胡温两位核心领袖的“道德人”形象在使威权体制尽可能发挥其优越方面、遏制其弊病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这样一种基本良好的状态暂时没有做大改变的必要。 再进一步，天灾方面的救灾只是一个方面，来自国际社会的人祸更使得中国政府不能有丝毫的弱化。当西方强权终于演变成帝国之后，中国也只能以帝国的形式保存自己。 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尽量消除威权体制被“经济人”所利用后导致的严重弊病，找出在不弱化政府威权的条件下从制度上遏制权力滥用、权力失责和官员贪腐的可行途径。这是没有前例可循也没有理论可依的探索，只能寄希望于中国人的实践智慧。 汶川地震救灾，也许是个契机。
当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我们如何选择？？近日，北大毕业后在四川一所中学教书的教师范美忠这番地震后的“表白”在天涯论坛掀起轩然大波。
在搜狐上游这位老师的文章和他后来自我的辩解，链接如下： http://tv.sohu.com/20080525/n257063728.shtml 在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从来不是一个勇于献身的人，只关心自己的生命，你们不知道吗？上次半夜火灾的时候我也逃得很快！”话虽如此说，之后我却问自己：“我为什么不组织学生撤离就跑了？”其实，那一瞬间屋子晃动得如此厉害，我知道自己只是本能反应而已，危机意识很强的我，每次有危险我的反应都比较快，也逃得比较快！不过，瞬间的本能抉择却可能反映了内在的自我与他人生命孰为重的权衡，后来我告诉对我感到一定失望的学生说：“我是一个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却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因为成年人我抱不动，间不容发之际逃出一个是一个，如果过于危险，我跟你们一起死亡没有意义；如果没有危险，我不管你们你们也没有危险，何况你们是十七，十八岁的人了！”这或许是我的自我开脱，但我没有丝毫的道德负疚感，我还告诉学生：“我也决不会是勇斗持刀歹徒的人！”话虽这么说，下次危险来临的时候，我现在也无法估计自己会怎么做。我只知道自己在面对极权的时候也不是冲在最前面并因而进监狱的人。” 在生死选择的瞬间我们会如何呢？可否说说自己真实的想法。 就这个老师本身的行为而言，显然他不是高尚的，但他的选择也无可厚非。 他在文章中说到的许多观点，还是很有道理的，而且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是一个知道自己有许多不足的人。他坦言自己参加基督团契，但也说他老婆觉得他离神很远。 在篇末，他说： “因为所有人都是罪人，没有哪个人足以作为道德楷模灵魂标杆！如果我曾经自以为是标杆，那是我的错！而这种坦诚是中国绝大多数作家和思想者都不具备或者不如我彻底的品质，换一句话，这也是我不看绝大多数中国作家和思想者文章而青睐欧美作家思想家作品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我也没做到绝对诚实地完全在写作中袒露自己的灵魂，而且我也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做得到。但在个人灵魂深处面对上帝的时候完全袒露自己是可能的。通过这次事件，我再次认为，只有信靠上帝是这个民族和国家的根本拯救，尽管信靠本为个人灵魂的得救而不是拯救国家民族的手段，但客观上有这样的效果。” 大伙又如何看待他的做法呢？ 回味意大利（之六）后记
喜欢历史的人，应当去一趟意大利。
我想，下一回去意大利，我一定先好好看看相关书籍，弄清历史演变，搞懂各个伟大的人物和事迹，来一回更深刻的精神漫步。
不过，我仍然认为，第一回到某个地方，还是不要太早揭开它的面纱，不然会因为他人的成见而影响自己的体味，而且没了新鲜感是很可悲的事情。
在意大利餐馆做了9个月的工，会了不少简单的甜点，冷盘的制作，但最喜欢的，却是我们那家餐馆不出的比萨饼。
在意大利，吃了十多样的比萨饼，风味各异，让人回味。而在罗马一家百多年的冰淇淋店，物美价廉，回巴黎前本打算再来一个“三个球的”，却因为赶时间没能如愿，实在可惜！
西方人往往喜欢在写书的附言中，写下一些感谢的话，我也学学：
首先感谢丹，让这次游玩十分顺利，有序（也让我找回了对于方向感的自信，因为他实在太没方向感了，全程都是我规划行程，找路）；然后感谢罗马的假日罗马家庭旅馆，感谢秦大姐和她侄女秦姐的照顾，20元一天，并包早晚餐，加上各样细致的照顾，我穿坏了拖鞋不追究（后来我借了她家的伞却弄掉了，自己买了一把一样的还了但没有同她们讲清细节，在此一并道歉），这诸多都是我值得感激的（而且这家的那张双人床是相比最踏实的），走的时候还给我们每人包了一个面包同水果，东北人的热情我算是体会了；在佛罗伦萨的住处时最有感觉的，因为打开窗户便可看见圣百花大教堂的穹顶，楼下就是最繁华的商业街，店主周先生是一位勤劳厚道的温州人，我对温州人一向是尊重的，也希望这位周先生早日实现自己的心愿（具体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世界有时候真是小得可怜，在威尼斯有一面之缘的广东一对小男女朋友，后来在罗马成了临时的邻居，还一块吃了晚餐；而在罗马一块的一个房客，后来去了我们在威尼斯住的那间旅馆。
回巴黎的途中，一个车厢中，有说法语的黑女人，有说英语的巴勒斯坦人，有说中英文的在北京工作的一对中国夫妇（男方是天津人，女方是香港人）。那位巴勒斯坦人因为机票问题，同我们大伙聊了一会，我头一回做了个三方的翻译，因为说法语的黑女人太过热情，一个劲对巴勒斯坦的那位女孩说法语，并要我翻译，而中国的夫妇很希望知道我们在聊什么，所以我又得翻译，然后对巴勒斯坦女孩解释的工作，则由我独自完成。
后来下了火车，为了使那位巴勒斯坦女孩能及时赶到飞机场，我送她去了赶往机场的火车。她说，她曾留学英国，这一回她是来参加法国嘎纳电影节的，然后就去意大利玩，但不小心把网上订的机票凭证给弄掉了。。。后来我注意到，她颈项上戴了个很璀璨的十字架，原来她是基督徒！
我原以为巴勒斯坦人都是穆斯林，她却说其实那个小国家信仰并不单一，而且邀请我去她们国家，还留给了我她msn。
我什么时候才能去一趟巴勒斯坦呢？
回国可能近在咫尺了，巴塞罗那是一个很好的去处，看是否有机会去一趟。
PS.怎么意大利那些个家庭旅馆给的电话都是手机？？？用Free的电话打根本就不是Free。。。
回味意大利（之五）梵蒂冈－－对“金碧辉煌”最好的诠释
到罗马的当晚，是５月２０晚７点。当晚刚到家庭旅馆就有人对我们说梵蒂冈５月２２号闭馆，所以如果要去玩，就要定在５月２１号。
而且有哥们说，要我们先去博物馆排队，那样游览会节省不少时间。
就这样，第二天我们先逛了梵蒂冈博物馆，接着才去圣彼得大教堂。
在卢浮宫看艺术品，就像逛百货市场，什么东西都有，但主题不统一；但在梵蒂冈，似乎所有作品（除却出门前一些后现代作品）好像是一气呵成，连同整个宫殿一块，浑然一体。
看着如此富丽堂皇的宫殿，很难不为自己艺术品位的低下而懊悔，同时也为没有足够时间游览而叹息。柏杨先生曾经说，要我们学习做一个鉴赏家。他说，一个人精力有限，很难在许多事情上精通，尤其是音乐，艺术方面。但做一个鉴赏家还是很有必要的，我们至少应该知道一个东西什么是好，好在哪？
梵蒂冈博物馆的壁画可谓一绝，我无法用文字去形容，但那一幕幕依然清晰得印在我脑海里。
作为天主教的中枢，圣彼得教堂意义非同寻常。我是基督徒，不是天主教徒。虽然我并不觉得这两者有根本不同，但对于教皇和整个天主教的等级体系，我十分不认同。
圣彼得大教堂，从近处看外表，似乎挺一般的，白中带些黄色，感觉有点像书籍发黄一样（不过当天晴的时候，从远处看却又是洁白的，真是奇怪）。但到了内部，情形完全不一样了。
我对于大理石的建筑有一种偏好，在威尼斯，佛罗伦萨看到不少用各色大理石修筑的教堂，都赞叹不已，到了这座教堂之宗，心里那份溢美之情，更是难以言表。
在参观大堂之前，我们到了教堂地下层，看了过往的教皇的棺木。有些事大理石做的石棺，有些则没有棺木，只有一个墓碑。上任教皇保罗二世就是选择后一种方式来展现死后的他的。他所在的位置，因为时间最靠近，因此也最靠里。有不少游客，还有身穿布衣的天主的神职人员都跪了下来，眼泪旺旺地在他面前祷告，看到这个情景，我突然想到了“哥哥”、梅艳芳死后一些影迷，歌迷的所作所为。对于我而言，其实两者所表达的，差不多是一样的。
做一个影迷，或者歌迷，乃至对于教宗的尊敬，可以适当有所表示，但我们信靠的，只是耶稣，唯有他我们才当虚了我们的心，跪了我们的膝盖。
在５月２２号，本来听说教堂是关门的。当时我们参观完圣天使古堡后，正好是中午，离教堂又不远，于是又一次回到了圣彼得大教堂。幸运的是，教堂并没有关，而且我们很快就又走进了这块最璀璨的大理石展览厅。一进教堂，可能是刚做过弥撒，有一股被焚烧的香味，接着就听到美妙的圣乐，然后－－－我见到了教皇。
就像我曾见过希拉克一样，亲眼见到他们并不能引起我一点兴奋，不过作为谈资，这是好题材，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见到这些个大人物的。
回味意大利（之四）罗马－－伟大的城市
丹此次去意大利玩，带了一本余秋雨的《行者无疆》，我喜欢这本书的名字，却对这位文人的对于欧洲诸国的文字不感兴趣。
在到达罗马第二天，我对丹说，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罗马，我会用：雄浑。而丹说，余秋雨用的是＂伟大＂。
在行将结束意大利之行的时候，我觉得“伟大”二字来形容罗马实在不为过。
我没有对巴黎的城市建设作一番考究，对罗马更是知之甚少。
但就两个城市比较而言，巴黎十分齐整，道路房屋条分缕析，罗马则多了些散漫，不规则。原因何在呢？
因为罗马承载了太多历史的遗迹。
走在罗马大街上，建筑施工的场地随处可见，但这些并不是为了新修房屋，相反，他们是为了维修曾经的古迹而在忙碌着。
罗马肯把大块市中心好的地段用来放一些现代文明看似无用的古遗址上；他们肯花心思把地铁建得很深，以便不影响古迹的继续存在（这是丹的看法）。当我看着有些地铁里面的墙壁上，有些玻璃把几块曾经埋葬于此的大的残缺的石块给保护起来的时候，我不禁对这个并不十分懂礼的民族产生了一种敬意：一种对于历史的尊重和对于前人辛劳的保留。
曾经有人把罗马同北京做过对比，提到了关于文物保护的态度问题来。单从经济利益，从交通便利来看，罗马许多的做法无疑是幼稚的，但他们却得以保存一种古老的存在。而北京呢？我还没有去过，但我不怎么抱希望，文物自然是有的，但作为一种整体的构架，北京已经不是曾经的北京了。
在罗马逛街时一种享受，因为不多几步就会有一个惊喜，一会是许愿喷泉出现在眼前，一会又是万神殿，再过一会则是威尼斯广场。。。
丹打趣地说，为什么意大利造的皮鞋有名，是因为罗马的路都是用青砖造的，地面不平，所以意大利造的鞋尤其结实的缘故。这虽然是个笑话，但看着各处的青砖，走在其上，一种漫步历史的情愫油然而生，尽管有时候坐公交车车身抖动厉害，但我们还是很希望这样的青砖能够继续发挥他们的功效，而不是走进历史的废堆去。
顾长卫说他最喜欢发呆。我在古斗兽场，圣天使古堡里溜达的时候，也好些次发呆，初次体会到这也是一种美妙的境界。我整个旅游期间，基本没有自己去拍照，当丹在“喀嚓”的时候，我往往是盯着一处景色着迷。在古斗兽场，看着那些古砖，看着砖缝里长出来的青草，看着发黑的柱子和那庞大的中心广场，遥想当年，不由得生发出几分厚重感来。
后来在回巴黎的火车上，遇到一对新婚的中国夫妇，来巴黎、罗马度蜜月的。我对他们说，曾经我觉得巴黎是一个挺古老的城市，但看了罗马后，如果说罗马是一个壮年的话，巴黎还在青少年阶段。而且我还补充了一句：没有罗马，就绝对没有巴黎。这是我的体会。
台伯河流经罗马，水是黄的，黄得粗旷；塞纳河流经巴黎，水是绿的，绿得娇柔。我想，两座城市的差异，就像这两条河的差异一样吧！
回味意大利（之三）佛罗伦萨----遗憾与收获
如果说威尼斯是我在欧洲最向往的城市的话，佛罗伦萨则是一个解我心愿的地方，因为大卫的雕像在这儿。
米开朗基罗手下的大卫，是一个形体上完美的男子。我有过的间或的形体的锻炼，也只是希望能够更像一些他。
当然也知道，其实这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当直面，亲眼看到他的时候。
佛罗伦萨有三个大卫的雕像，两个是假的，分别位于两个广场上，真迹则在一个美术博物馆里面。我见到了两个假的，却与真的那一位失之交臂，只因为没有事先预约，排队的人太多，以至于我们在排了1个半小时后不得不选择放弃（火车票时刻不允许我们继续等候）。
我想，我一定会在某一年了这个心愿，解这个遗憾。
《汉尼拔》是我喜欢的电影，中有不少选景是在佛罗伦萨，但我没怎么发现现实同影片中的交集，这算是另一个遗憾吧。但在电影中，还是能感受到这一块地方的文化气息。
佛罗伦萨是文艺复兴中的发源地，对于这场文化运动，我的了解还停留在中学阶段，所以也就不说了。
但听丹介绍，这座城市，同一个叫做梅里奇的家族兴衰是有相当大关联的。梅里奇家族统治这座城市好几个世纪，爱好文艺，城市里面许多建筑都是他们兴建的，这里面包括近现代欧洲第一个艺术博物馆：乌菲兹博物馆。
在乌菲兹博物馆前将近3个小时的排队是值得的，至少他让我在了解了一个家族的同时，也让我与另一位大师有了亲密接触,这就是桑德羅·波提切利。我一直很喜欢他的《维纳斯的诞生》，这一回算是见着了那美的化身。我喜欢这位画家对于女性线条的勾勒，喜欢她对于女性颈项夸张得拉长，喜欢他画下侧着头的圣母，维纳斯那静默的神态。
在这个博物馆中，还收藏了他那幅最为有名的《春》。我觉得，这是阐释春的意境最好的一个作品了。
许多人说，在市一端山头的米开朗基罗广场看日落，是极美的。我同丹在那块地方呆了好一阵子，雨是住了，但云仍在，没能看到美的景致。不过看着远景，都觉得同家乡很像。
丹的家，算是我们当地一个比较高的点了，从他家阳台就可以望见城市许多地方，远处就是绵绵山脉，这同佛罗伦萨是一样的。如果不是教堂的穹顶散落四处，我都会觉得自己是梦回故乡了。
在米开朗基罗广场一个台阶上坐着的时候，见着这样一个画面:两个年轻的游客在用冰淇淋的外面那层壳喂鸽子，一会儿来了几只麻雀。论体积，鸽子比麻雀大不少，但麻雀却一点不怕鸽子，它们充分利用自己敏捷的身躯去靠近食物，尽可能把食物叼着飞走。有意思的是，往往麻雀在叼着食物后，不会飞很远，这个时候鸽子意识到自己食物被麻雀弄走后，会朝麻雀方向走去，它们选择一步一步走，而不是飞过去，我觉得挺滑稽的，尤其是看着那臃肿的身躯，以它们的速度，靠近麻雀的时候，如果食物太小，早就会被吃光。但它们依然不着急，我弄不懂是不是他们是在是被游客宠坏了，都懒得争取时间，飞过去抢食物了。不过当鸽子靠近麻雀后，麻雀还是会被鸽子暂时赶跑，但紧接着麻雀又会蹦着两只小脚丫，尝试着将食物叼着飞走，鸽子则又选择“大步流星”得去追赶。。。
在这座靠水的城市，有一座有名的旧桥。桥不长，但很宽，桥上左右两侧有许多小的金店。对于这些首饰，两个大男人实在难以提起兴趣来，但我们很意外得发现了几家日本人开的金店。而且有那么一家门面很小的金店，店主的名片上写的是：五枚桥 美惠子。我估计日本人可能管这个桥叫五枚桥，而且这座城市的确可以看见不少日本人的身影。
这个名叫美惠子的女子，如果说之前在乌菲兹博物馆看到的是画中的维纳斯的话，那么在我眼前的，就是东方维纳斯的现实版了。
她的身材修长，穿一身黑的晚礼服，举止优雅。尽管年龄早已不是二八，但大大的眼睛，小巧的鼻与嘴完美得镶嵌在那张圆但有点欣长的脸上，让人忘俗。
后来我又一次路过她店面，正在用手机拍下那个“五枚桥 美惠子”的名片的时候，她突然走了出来，我赶紧笑了笑就走开了。丹说，我那会脸红了。他笑话我，平时说女子一套一套的，但见到女子时候，却像个孩子。我说，但凡心动的时候，一些惊慌失措是正常的。但平日一般闲聊女子，不过是随便说说，不当真的。
不知下一回我回到佛罗伦萨，那位金店的“维纳斯”还在吗？
而我那时候，是否又更像大卫一些了呢？还是挺个小肚子，一脸肥肉？？
回味意大利（之二）威尼斯--美在不言中
出门前，而且因为没有预定机票，我同丹是乘坐Eurolines，一种跨国大巴来到威尼斯的，这个还是从森姐那得来的消息，说价格比火车便宜些。
长时间得在大巴上保持一种不变的姿态，随同几个轮子发生缓慢的位移，对于我和丹都不是陌生的。念大学那阵子，家乡同武汉还没有通火车，高速公路（现在还在建设中），每次往返，都得乘坐10多个小时的长途汽车，不过一般都是同学相陪，一块开开玩笑也就过去了。
这一回，也不算太吃亏，而且在傍晚时候，见着了一小块彩虹，很鲜艳的七色，但就只有一块腊肉大小，挂在天空，分外妩媚。我见过完整的拱型的虹，但没这一块精致----在灰蒙蒙的天中，凸显那么一种别样的诗意。
古人说，迁客骚人都会因为天气的缘故，影响游玩的性质，我们自然不例外。
因为没有看天气预报，在上周日中午11点到达威尼斯的一个汽车站的时候，迎接我们的，是淅淅沥沥的雨。丹有些郁闷，我心情也不大美丽。我们在一个棚子里等着雨晴，旁边有一对英国伦敦来的夫妇，我同他们聊几句，那位穿着挺端庄的妇女说，他们也是刚到，本来是打算当天去乘坐贡多拉的，不过瞧着那花生大小的雨粒，也只好作罢。但他们会在威尼斯呆上4，5天，总是可以遇上好天气的，但我们的计划是第二天就去佛罗伦萨。。。
接下来，我买了件蓝色的雨衣，这是一个很正确且迅速的决定，一则在于之后每到一处，都会下雨，二则因为出门穿衣太少，这个雨衣还可以充当外衣保暖。
来威尼斯之前，通过msn，我同一个在当地的华人家庭旅馆联系了一下，对方告诉了我如何去他家。因为初来乍到，又阴雨绵绵，我们花了将近1个小时才在一个挺隐蔽的角落找到这位董先生的旅馆。
对于如此的家庭旅馆，我觉得是个创新的玩意。旅馆本身不打招牌，不了解内情的，根本不知道它同一般人家住处有何差别。当然这样的目的，也无非是想少纳些税。
来欧洲的许多华人，无论是语言，知识，都同本地人没有竞争力，但他们靠着自己的勤劳，靠着一些边缘产业谋生，也能牢牢站稳脚跟，这个家庭旅馆也算是一个擦边球吧。旅馆不打广告，通过口头传，或者诸如个人blog，穷游网一些网络资源而让人们得以了解。他们通常提供较为低廉的住宿费用，而且包早餐。
因为他们的所得同口碑有很多关联，所以他们总是尽可能笑脸相陪，唯恐服务不周，尽管住宿条件有限（比方说多人住同一间房，而且床的质量普遍不好），但还是为许多留学生所接受。
估计如此的家庭旅馆往后会越来越多（因为容易操作，而且成本低廉），竞争也会日益激烈，所以价格不会上扬。但既然是一种经济活动，选择不立招牌，不纳税，我个人觉得这仍然是不好的。但在欧洲华人社会里，这已经是一种潜规则了，不逃税可能依然可以活下来，但要想致富，可能除了挖空心思省去支出，对于大多的华人也没有其他选择了。
在放下行李，同房东董太太聊了几句后，她给了我们一张威尼斯的地图，然后很娴熟得给我们介绍各个景点，俨然一个导游！
我听了她的介绍，才得知威尼斯除了有水，有那个贡多拉，其实还有不少好的去处。但她说，鉴于时间关系，劝诫我们不要去主岛旁边的几个小岛。
出了门，我对丹说，这个家庭旅馆还真是不错，不仅提供廉价住宿，还提供免费旅游咨询。几分钟下来，我们便清楚了如何一个玩法，当然董太太的劝诫我是不听的，因为据说有两个小岛是很有特点的。
来威尼斯前，森姐就说不要去坐那个贡多拉，因为太贵（据她说，是80欧租一条船），不过可以买一种14欧的天票，威尼斯所有水上公共交通工具都可以用，我们于是买了这样一种天票。
在威尼斯顶有意思的现象是，在主岛和几个小岛上，唯一的公共交通工具就是船，甚至有些酒店，一些房舍，只能通过船才能到达。
在威尼斯的游玩，印证了一句话：兴致不会被雨水所浇灭。
在搭乘一艘船坐我人生第一回出海的途中，雨水也来了劲，越下越大，风也刮得紧了。但接下来看了玻璃岛，色彩岛，心里被熨帖了不少，并不扫兴。
打上了船，出了海，我就喜欢上了那种在风雨中飘荡在海上的感受：天灰蒙蒙，海水不安分得涌起，天空偶有几个海鸥飞着，陆地慢慢消失在眼中，直到只剩下一道线。。。
船行过的地方，都会形成一道水痕，就像飞机在天空中飞过，也会留下一道白痕，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会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消失掉，而且是那样得无影无踪，一点不留痕迹。惯常以文人的方式思考人生的我，也不禁慨然：我会不会也是如此一道痕，走过人生的道路后，一点痕迹也不留下！？
从两个小岛回到主岛后，肚子闹饥荒了，于是去了家小馆子吃饭。我们本来就不是什么有钱人，于是只是每人点了一份意大利面条，一块点了个比萨饼。饭后很有些后悔，因为在点菜被问及是否要水的时候，我说了句：just water，却忘了曾经有人提醒如果如此说，服务生端来的肯定不是免费的水，而是那种瓶装的矿泉水，后来果不其然。但这样的情形，如果是在法国，我倒知道说une carafe d'eau，对方也绝不会给我端来依云水，要我白掏这个钱。而且更不爽的是，结帐的时候，服务生很自觉得把小费算上了（3欧），这虽然省掉了我们考虑是否给小费的思想斗争，但当小费成了一种义务的时候，我们还是不爽了。但中国人嘛，一则要面子，二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那个时候发觉自己多么中国），我们没任何抱怨，而是选择笑脸给了服务生如数的钱，然后很善意地离开了。之后我们决意：再不选择如此的餐馆。而后来我们真的这样去做的：要不在下榻的旅店吃饭，要不就是比萨饼，或者自助性质的餐馆吃饭----我可没义务给意大利服务生发善心。
吃饭期间，我同丹说，5年前，也就是03年的时候，我同他结伴去上海玩，在一个易初莲花的大超市里，也去过一家意大利店吃饭。当时点的菜同这一回是一样的，不同的是那一回比萨饼有新华字典厚（当时我们点了一个超厚的），而这一回的只是那本新华字典的封面而已。
03年的时候，我们绝没有想到会到意大利吃上这样一顿饭，看来人生充满戏剧性，算是无疑的了。
吃过晚饭，天气晴了。丹一个劲拍照片，我则尽享那落日的余晖，而在雨霁后的傍晚，微微海风的小船上慢慢荡漾，看漫天的彩霞，海岸几经沧桑的建筑，那样一种惬意，那样一种安详，我过去没有体会过，估计以后也难了。
后来在佛罗伦萨，梵蒂冈的博物馆，看到了一些威尼斯城市的油画，看着几个世纪前那些同现在几乎一样的建筑，我为自己做这样的历史见证而自豪，并且为自己得以“人在画中游”而满足。
回味意大利（之一）难得糊涂
一旦有个念头在我脑海中产生，我总希望能够尽早将其付诸实践，此回意大利之行也是如此。
上周星期二，打电话给在波尔多的丹，他是我发小的朋友，6年的中学同班同学，大学四年又在一个城市念大学，后来相继来了法国。他管我爸妈叫干爸，干妈。于我，纵然彼此性格不大相仿，想法颇有出入，但情感上而言，我把他当作半个亲哥哥。得知他一年的学业顺利结束了，不知哪根神经突然来了点兴奋，我提出他来巴黎，然后一块去意大利的想法。
在巴黎玩，是极其简单的，毕竟我在这块地方，呆了500余天。但对于去意大利，还是挺陌生的。
因为是突然想出门玩玩，来不及订一些便宜的机票，此番游玩，在交通上耗了不少银子，而且时间上也不少折腾，不过前后一帆风顺，都平平安安，于是也就顺心了。
住的方面，很顺利，都是在穷游网上找了些中国人开的家庭旅馆，几个电话就解决了问题。
我常听一些朋友说，他们去玩，都会认真准备行程，弄清各个景点，甚至把相关书籍找来看，来一个历史，文化，艺术大扫描，然后再按图索骥。
我是个闲散的人，觉得既然是旅游，把交通，住宿解决了就好了，至于具体玩什么，搞清楚了倒没意思，因为没新鲜感了。于是，出发前，除了知道目的地是威尼斯，佛罗伦萨，罗马，其他的只是同森姐稍微打听了些而已。
事后来看，如此做法，有得有失，不过秉性所致，我想往后我还是情愿如此，至少第一回游览的时候当如是。
国与民我觉得中西文化差异，有一点似乎很有意思：西方民为上，国为下；东方国为上，民为下。
或者说，西方家在前，国在后；东方国在前，家在后。
不知道正确否？在思考今年中国数起的灾难，或者说“国殇”，自己思考的结果竟然是觉得如此的劫难，对于民族实为幸事，尤其在如今物价失控，政府失信的局面下，对于稳定政局，团结民族是很好的事情。（这个观点，唐先生也是如此认为的）
但是不是说，我们的确爱国甚于爱民了呢？或者我们东方人的价值观大多就是如此？还是社会发展上，我们同西方不在一个层次上，以至有了思维上的错位？
但看看日本,又如何去说呢？
观音塘消失的水如果不是亲耳听妈妈说，我还真不相信。
2008年4月26日，位于恩施市白果乡下村坝村的观音塘，约8万立方米蓄水突然消失。
“村民们说，平时池塘水面与地面平齐，常年不干，水色碧绿，蓄水量约8万立方米。4月26日早上7时许，平静的水面突然出现漩涡，并伴有轰鸣声，不到5小时，一池碧水全部消失，现出黑色淤泥。一陈姓村民只身下塘，捉得两条10多公斤重的大鱼，但塘中并未见大量鱼儿。 ”
据《白果乡志》记载，这种现象自全国解放以来出现过3次，时间分别是在1949年、1976年和1989年。
这个所谓的白果乡，离我家很近，我打电话问妈妈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一回事，她说是的，而且还说那个村民捉的鱼当中，最大的一个有27斤重。在事发后，就有许多人议论，觉得中国会出大事，没料到没过多久，真的出事了。
更有意思的是，从新中国成立以来，这样的事情出现过3次，分别是49，76，89年。这三个年份，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是最重要的几个转折点，估计08年也会如此。
妈妈说，这可能是天意。我说我是信主的，我相信科学但不迷信科学，对于这样的事情，可能真的能够说明一些东西，一些社会人与天之间的关系问题。我还记得，爸爸在1976年9月8号晚上睡觉时候做的梦，他梦见在一个山头，一颗最大的树突然倒下了。。。第二天毛主席就去世了。
如果这个池塘以后还在，我肯定会去看看。不知道下一回又会是什么时候。。。。。。
对“卧龙自然保护区内86只大熊猫安然无恙”发点感慨此次地震，位于汶川的卧龙自然保护区的大熊猫都安然无恙，看来国宝没有遭灭绝。
地震所伤及着，都是城市，在农村，草原，即便来个7级以上的地震，估计伤亡也不大。是不是可以说，地震是自然对于现代文明最绝妙的讽刺呢？因为地震一过，电，水，气，通讯都会接连瘫痪，房屋倒塌，公路中断----这一切象征现代文明标志的东西，都会瞬间不复存在。
有说此次地震时由于位于岷江上游修建了多处水利工程所诱发的，因为此处正处在地震带上，在如此敏感的地方大兴水木，势必是铤而走险。
然后又出现一篇文章来辟谣，说这次地震同三峡一点关系都没，而且举例说水利工程最多只能引发6级左右的地震，而此次则是7.8级（美国报道是7.9级）。
其实，无论文明多么发达，面对自然，我们永远是渺小的，但往往我们却太自以为是，很随意得去改变自然的生态，环境，以为这不会出现问题。
我总觉得，一个社会，产生了杀人犯，变态狂，其实都是社会自身的冷漠或者其他不好的群体品质造成的，这个东西到头来还是会由社会自我承担，就像在电视剧《黑冰》中那位海州药业的董事长郭小鹏所说、所作的一个样；在人与自然方面，也是同样的道理。
这次死的人很多，如果一家人都死了也就罢了，虽然空留遗憾，但不至于撕心裂肺，但倘有些活着，有些死了，则痛苦更大了。
我也算作半个四川人吧，看着这样的灾难，很难过的。地震后，给家人打电话，妈妈说当地震感也比较强。她说，生病住院的小舅舅，在地震那会，正好一个人在医院八楼的病房里，恰巧亲人都不在。旁边的医务人员看见楼房晃动，全跑了，就剩他一个人，然后他睡着的那个带轮子的病床竟然自己动起来了，还一头撞到了一旁的墙上，把小舅舅给吓了一跳。后来小舅舅还说，医院每张床上都死过人，他估计是闹鬼（我们当地基本上以往没有感受到地震的经验），不过正当他有点绝望的时候，是一个隔壁房间的病人家属将他从八楼给背到了一楼，妈妈说，那个人后来脸都煞白了。
妈妈说，地震无情，人有情。我说，好人终归是多的，不过在这样的国难中谋取私利的，肯定也大有人在。
一只在卧龙的熊猫，地震对于它，唯一的不同，可能就是把它从熟睡中给震醒了，或者把一些个竹子震没了，它觅食麻烦了些；
而作为一个人，却会因为此情此景，比如说我，虽然同自己关联不大，但见着同胞受难，又联想到前几个月雪灾中用到的“国殇”一词，而内心伤感。
为死者默哀，为生者祷告。
我想我会为我老乡们多少做点什么，不然心理踏实不了。
双重标准与西方的衰落（转）（2008-05-10）
● 查雯（北京） 前不久，一位记者记录下这样一幕：巴黎街头，一名法国人向中国留学生大喊“西藏独立”，中国留学生于是向他大喊：“科西嘉独立”。法国人说：“科西嘉是法国的一部分。”留学生愤怒地回敬道：“西藏也是中国的一部分。” 在奥运圣火海外传递的过程中，类似的中外“交锋”绝不在少数。很多西方人对海外华人的言行感到费解，他们中的一些人更愿意将中国人的愤怒与“非理性的民族主义”画上等号。在一些西方人看来，中国正踏上复兴之路，而西方的相对衰落更让中国人的自信心极度膨胀，中国青年正变得越来越“不理性”，甚至“充满了进攻性”。
究竟为什么而愤怒？
中国人究竟为什么而“愤怒”？中国人的愤怒不是“好强斗狠”，而是在遭遇了不公平待遇后产生的“悲愤情绪”。笔者相信，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位中国留学生，并不是真的支持科西嘉“独立”。他喊出“科西嘉独立”是想告诉对方：法国有权利维护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中国也有权这样做，请不要用双重标准对待中国。可以说，在整个事件中，让中国人感到最委屈、最愤怒的就是，西方一些人的“说一套、做一套”，甚至把连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强加在中国人的头上。
如果把目光放得更广一些，我们会发现，西方国家的双重标准是普遍存在的，不仅是在西藏问题上，也不单是针对中国。比如，西方国家往往将自己扮演成“人权”和“民主”的卫士，可一旦有重大国家利益卷入，它就可以对自己盟友的专制与迫害人权不闻不问。正如新加坡学者马凯硕（纪梭）所说：“没有一个西方国家会在沙特阿拉伯宣传民主，因为在那里宣传民主将会损失太多利益。但在缅甸和津巴布韦这样的国家，由于西方没有重大利益会受到威胁，价值观便可占据首位。”美国自身侵犯人权的行为也饱受诟病，有人甚至打趣说，美国的象征已经从自由女神变成了关塔那摩监狱。
尽管在经济和军事实力上，相较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西方国家的优势仍十分明显，但如今，人们却越来越热衷于谈论西方的衰落。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西方国家的软实力（尤其是国家公信力）经历了迅速的下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国际准则的公正性持怀疑态度，西方倡导的价值观被看作是虚伪的说教。更重要的是，这种不信任正在冲击着以西方为主体确立的现行国际体系。有专家就曾指出，在核不扩散问题上，美国对盟友印度的纵容，正使其亲自倡导建立的核不扩散体系走向崩溃。
布热津斯基的忠告
同时，信息爆炸也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政治觉醒。长久以来，西方国家一直掌握着国际话语主导权，这让西方国家“看上去很美”。很多人相信，西方电影、广播、电视里的美丽世界就是真正的西方。然而，随着互联网的崛起，人们获得讯息的渠道也在增加。就以西方媒体对西藏事件的报道为例，CNN发布了被“编辑”过的新闻图片没多久，原版照片便在互联网上流传开来，CNN谎言也随之被人们识破。可以说，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西方国家的话语霸权越来越难以为继，越来越多的人对西方的双重标准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做人不要太CNN”成了中国很多时尚青年的口头语，由此不难想见，西方的公信力面临着怎样的命运。
如何避免自身的衰落？美国学者布热津斯基在《第二次机遇》中有这样一段论述：“谁要扮演当今全球的领袖角色，都需要有一种能够把握世界时代精神的本能。当下的世界正激发起一股普遍的感觉，即人类现状有失公平。”在布热津斯基看来，这种全球政治觉醒正在对全球等级体系发起挑战，第三世界中的年轻人“容易被动员起来反对那些出于一己之私捍卫现状的国家”。布热津斯基认为，要想维护自身的国际地位，“美国应当全面融入到追求普世的人类尊严这一进程中。这里的尊严，既包括自由、民主，也蕴含着对文化多元的尊重，同时应该认识到人类现状中长久的不公正必须得到修正。”
“尊重多元文化”、“修正人类现状中长久的不公正”这是布热津斯基给衰落中的美国开出的药方，同样也适用于其他西方国家。这种“尊重”与“公正”涵盖的范围应当是相当广泛的，诸如，促进经济上的、资源获得上的平等……但“尊重”与“公正”首先应该是一个态度问题，一些西方人应该学会以更加公正、谦虚的态度对待其他人，在重视自己的权利同时，也尊重他人的权利。相反，“说一套、做一套”的西方显然是忽略了“世界时代精神的本质”，这样的西方只能听到更多的反对、经历更快的衰落。 ·作者是中国媒体人 阜阳：中国城乡发展失衡典型（转）（2008-05-10）
● 何惜薇 “阜阳可能比上海更能代表中国，如果阜阳所面对的问题是它独有的，那反而不难解决。” 针对安徽阜阳市已成为手足口症（EV71感染）“重灾”城市，老家靠近阜阳市的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师王晓渔在上海接受访问时指出，无论是地理面积或人口等，阜阳市都是是中国城乡发展失衡的“典型”。
他形象地说，从安徽省会城市合肥市中心乘车几小时到阜阳市中心，映入眼帘的快餐店和名牌连锁店，让访客不容易察觉两个城市的不同，但从阜阳市中心驱车数十分钟到农村去，差别却马上显现。
据王晓渔观察，忙于挣钱糊口的农村村民，不会一有小病就求医，否则“成本高”、“生活完全被打乱”。延误医治，加上农村“基本谈不上有完备的医疗条件”，手足口症在阜阳农村扩散是件“不奇怪的事情”。
该市日前查处了九个违反防疫制度、防控不力者，包括为患儿输液了事、没及时将病患转至县级以上医院救治，以及基于群众缺少防控知识，乘机谋利的乡村医务人员和干部，说明农村不但医疗设备不足，制度也落后。
阜阳市人口932万，是安徽省人口最多的市。该市人民政府网站显示，2006年，全市从业人员480万人当中，从事包括农业的第一产业人口近260万人，全年劳务输出则高达203万人。据报道，父母到外地打工的“留守儿童”不少于40万。阜阳市95%手足口症病患来自农村，当中不乏这些交由卫生意识较薄弱祖父母照顾的留守儿。
王晓渔认为，阜阳所面对的问题“共性”大，中国其他地方“可能都已经有类似的症状了，只是还没被报道出来”。
事实上，自阜阳市3月下旬出现死亡手足口症例后，不少中国媒体和网络都质问：为什么又是阜阳、为什么总是阜阳？媒体的聚焦在一定程度上放大这个城市的疫情。
阜阳古称颖州，是管仲、鲍叔牙和稽康的故乡，欧阳修和苏轼等当官的地方。然而，2003年以来，接二连三的负面事件，使这座历史名城成为一些媒体和公众眼中的“伤城”。
四年前，沙斯肆虐中国，阜阳未能幸免。与此同时，号称“毒奶粉”的劣质奶粉导致189个婴儿营养不良、成为“大头娃娃”，12个婴儿死亡，从群众举报到有关部门介入查处，竟历经16个月。大约同个时候，官员贪污腐败案件被相继披露、查处和宣判，阜阳官场也成为中外关注的焦点。不久前，举报阜阳颖泉区委领导违法占用耕地以修建豪华“机关办公室”（民间称之为“白宫”）的李国福，被捕后据说在狱中自杀，让阜阳又获得它不想要的媒体和网站传播。 阜阳市领导认为该市被“妖魔化” 阜阳市领导认为该市被部分媒体“妖魔化”，但一连串负面的报道，考验了人们对政府的信任；长期处在负面事件频频发生的环境里，人们感觉无助之余，也渐渐变得麻木。王晓渔说，一次回老家时，听说阜阳有霍乱，告诉当地市民应赶紧去打预防针，大家反而觉得他“可笑”。
据本报观察，阜阳街上的行人或医院访客，无一戴上口罩；报摊前的老伯，不断数落着政府的不是，埋怨政府没及时通报疫情，就连中药店也没因为报章建议食用某些中药，而赶紧抓药等候顾客上门。
上维权律师严义明，趁着5月1日开始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之际，分别到安徽省卫生厅和阜阳人民政府办事处，申请手足口症感染、发病及病患死亡的过程与相关报告，以及阜阳市政府在病症爆发后没按法律规定，及时对易感染人群采取预防控制措施，包括关闭相关场所（如幼儿园等）的原因。
不过，据媒体报道，阜阳卫生等官员仍坚持手足口症原本还不是法定传染病，缺乏统一诊断与报告标准，不可在不了解疾病的当儿加以宣传。建构和谐社会、“稳定胜于一切”更是官员不及时通报疫情的依据。《经济观察报》引述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主任饶克勤的话说：“全国每年要死六七百万人，每例都通报，不是造成社会不稳定吗？”
病情到底要扩散到什么规模才能公开，让人们做出防范？当局说：“目前主要采取以切断传播途径为主的综合性防控措施，来防止疫情的进一步扩散”，这些究竟是什么措施？这些问题相信都是阜阳市乃至全中国所关心的。 “5·8”九年祭：爱国主义的升华 （转）(2008-05-09)
5月8日，是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造成人员伤亡九年祭。 九年前，邵云环、许杏虎、朱颖惨死于美军精确制导导弹的攻击。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沈阳……成千上万青年学生满怀悲愤，强烈抗议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野蛮暴行，更多民众第一次通过互联网集中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著名的“强国论坛”应运而生。今天，在热盼奥运之际，我们则并非情愿地置身另一场抗议浪潮，反对某些西方势力歪曲事实、支持藏独、破坏奥运。历史的吊诡在于，九年过去了，我们仍不得不采取相似的方式，抵抗西方的打压与挑衅、傲慢与偏见。
我们依然不能被理解。有人指责我们采用民族主义的动员方式，“中国正处在一个令人感到惊恐的情绪中，上千的中国人挥舞着排外的拳头，这样的景象显示一个国家在通往超级大国的路上有可能会出现一股比一些乐观人士估计的更危险的力量”。类似的指责其实预设了两个前提：民众情绪是被人为操控的；民族主义是一种落后的价值观。
然而过去一个多月的事实是，互联网作为抗议浪潮的主要载体，许多网民更倾向采取激烈的表达方式，反倒是有关政府部门不断呼吁克制与理性。我们要开奥运会，又有哪个主人希望把自己家变成失火的天堂？这不符合逻辑。
值得辨析的是，到底什么是民族主义，什么又是爱国主义？早有人指出，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往往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当它们自己受到攻击被迫寻求国民认同时候，它们说这是爱国主义；当中国等国家面临类似处境的时候，它们却说这是民族主义。
我们都是民族国家，我们希望知道的是，这世界上到底有没有可以完全抛开民族情感的爱国主义？如果有，请告诉我们那是什么？
的确，我们也认同，如果民族情感由于外力刺激而走上仇外、自我封闭乃至暴力的轨道，毫无疑问它就是负面的，这方面我们不是没有历史教训。这次抗议浪潮中，也的确出现了一些过激言论，有的还很极端。但主流是什么？更多的网民依然抱着寻求与西方沟通、理解的态度，我们期望澄清的仅仅是事实，以及基于这些事实所做出的符合逻辑的判断。仅凭网上只言片语的过激言论和少数情绪化的“抵制”言行，是否就要招致所谓民族主义的指责？那么，我们是否也可以因为美国国宝级歌手布鲁斯·斯普林斯汀在《生于美国》中唱“To go and to kill a yellow man”，或者由于别的什么歌手在海湾战争中高唱“Killing an Arab”，而同样指责美国人玩弄民族主义？至少我们没有学着CNN主持人卡弗蒂的语气说过去二百年来美国人都是“一群暴徒”。因为我们理解，个别人表达的权利，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总体“光谱”是两回事；我们反对的是盲人摸象式的误读。
说爱国主义也好说民族情感也好，我们必须正视并且珍视它在中国的现实存在。由于一百多年屈辱的历史记忆，每个中国人都希望自己国家走向富强，在世界上取得应有的地位，而爱国主义和民族情感既是这些诉求的源头，也是表达这些诉求的一个重要途径，过去如此，今天如此，未来仍将如此。我们身处的世界、每个人内心的情感，都是丰富的多层次的——我们认同当今世界通行的游戏规则，比如WTO、环保、国际法体系，但我们并不认为它们构成了沟通渠道的全部；当内心最深沉的情感被触动的时候，我们也会径直发出自己最真切的声音。
只不过我们知道，民族感情和爱国热情，如果我们期望它走向一个健康、光明的未来，就必须导向建设性轨道，从而完成它自身的升华。而不是像美国政府一样，通过寻找一些子虚乌有的证据，将“9·11”遇袭的怒气，倾泻在它一直不喜欢的萨达姆政权头上。那么，今天我们面临的契机，就是办好奥运会，用开放的心态，用脚踏实地的行动，把我们内心的激情转化为看得见的成绩。我们要求别人理解我们，我们也同样要用行动去赢得别人的理解与尊重。
我们吃比萨饼、汉堡包，穿Nike，看NBA和欧冠，也用iPod。“最国际化的一代”，也是“最爱国的一代”。我们是改革开放的同龄人，伴随着祖国经济起飞而成长，我们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因为爱着你的爱，梦着你的梦，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对于我们，爱国不需要说教、不需要动员。我们努力成为真正融入世界的一代，懂得合理合法的游戏规则，了解自己的诉求和行为底线，“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邓小平）。
因此，当这种热情和激情转化为举办一届最好的奥运会，转化为中国明天呈现给全世界的形象，那时候，请完全不必惊讶。
（文章转载自互联网）
“东方红”原来的模样以下内容摘自百度百科：
《 东 方 红 》
【歌词】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呀， 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毛泽东，爱人民，他是我们的带路人。 为了建设新中国，呼儿咳呀， 领导我们向前进。 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 哪里有了共产党，呼儿咳呀， 哪里人民得解放。 这首民歌原为陕北民歌《骑白马》。1943年冬，陕西葭县（今佳县）农民歌手李有源（1903-1955）依照《骑白马》的曲调编写成一首长达十余段歌词的民歌《移民歌》。《移民歌》既有叙事的成分，又有抒情的成分，表达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贫苦农民追求幸福生活的欣悦心情。歌曲编成后由李有源的侄子、农民歌手李增正多次在民间和群众集会上演唱，很受人们欢迎。随后，延安文艺工作者将《移民歌》整理、删修成为三段歌词，并改名为《东方红》，1944年在《解放日报》上发表。 解放后，为适应专业合唱队表演，先后有多位作曲家将其改编为合唱曲，现在通行的合唱曲《东方红》是由著名作曲家李涣之编写的。 现将《骑白马》的歌词附录如下： 骑白马，挎洋枪， 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 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儿嘿呦， 打日本就顾不上。 要穿灰，一身身灰， 肩膀上要把枪来背， 哥哥当兵抖起来呼儿嘿呦， 家里留下小妹妹。 爱上雯丽数来数去，除了大陆，我都有特别钟情的“角儿”。
恋旧，老套的我，依然是喜欢香港的张曼玉，台湾的林青霞，最近看《立春》，《金婚》，似乎终于有了一个大陆女演员，在我眼里显得同其他有所不同了。
有人称她为“中国第一青衣”。在她1988年考入北影的时候，她的导师就说，她适合演少妇。后来也证明了她与各个少妇角色结下的不解缘。
看了不少她的采访，视频的同文字的，发觉这位女子其实挺平凡的，难怪又有人用“人淡如菊蒋雯丽”来形容她。她属于那种贤淑中带点贵族气质的女性，而且年岁的增加似乎更平添了几分女人的味道，这点同张曼玉有点相似。
艺人的生活方式无非在公众的视野中，靠着人气来挣钱。看着这位高产的演员，我想往后是有得看了，不成就把她以往的作品拿来回顾。
据说她做了艾滋病的宣传员，这还是中国第一位女性如此行的，而且收养了一位女孩，行善总归是好的。
最让人觉得痛心的城市--安徽阜阳阜阳位于中国安徽省西北部、淮北平原南部，是安徽省下辖的一个地级市。是京九铁路沿线的一座新兴城市。它是安徽省人口最多的城市，农村富余劳动力200多万人，是全国重要的劳务输出基地。其交通发达，人口密度较大，其中农村人口比重较大，每年向沿海发达地区输出的农民工人数居全国首位。
阜阳腐败群案
1994年9月至2001年3月间，原阜阳市委书记王怀忠以各种名义多次索取、非法收受贿赂，共计折合人民币517万余元，其行为构成受贿罪；对其拥有的价值人民币480万余元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其行为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自2000年起，继王怀忠之后，前后两任市长李和中、肖作新，市辖原颍东区委两任书记韩希鹏和赵光席，原亳州市委书记李兴民、原蒙城县委三任书记王保民、孙克杰、孙孔文，原阜南县委书记殷光立，原颍上县委书记张华琪，原县级阜阳市市委书记王汉卿，原副市长付红杰等纷纷被捕，初步查实受贿和不明财产总额达4000多万元。 阜阳白宫事件 2004年，阜阳市财政穷区颍泉区政府，仿照美国国会山（误解为白宫）修建豪华办公楼。办公楼对面一所小学，却无钱改造危房，向海外申请了国际援建资金。2008年，阜阳“白宫”举报人李国安神秘死亡，其家属遭到迫害和被送入精神病院。 阜阳毒奶粉事件
阜阳“无营养”劣质婴儿奶粉，2004至2005年一度泛滥安徽农村，使229名婴儿营养不良，其中轻中度营养不良的189人。经国务院调查组核实，阜阳市因食用劣质奶粉造成营养不良而死亡的婴儿共计12人。 阜阳儿童感染肠道病毒事件 2008年三月以来，阜阳爆发儿童感染肠道病毒EV71疫情，当地政府以“怕引起不必要的恐慌”隐瞒疫情，安徽省政府和卫生部查处后揭发，已造成789名儿童感染肠道病毒EV71，其中19人经全力抢救无效死亡。 潇洒的卡卡刚才看08年度美国《时代周刊》的时候，看到卡卡的一些报道，挺有意思，于是上维基百科找来了一点他的资料，也算是个见证吧,摘译如下：
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卡卡从12岁就全神贯注于自己的信仰中去，他说“我意识到是信仰决定了事情发生与否”。在18岁那年，卡卡遭遇了职业生涯中一次严重威胁：他在游泳池中的意外导致脊柱骨折（这可能会导致全身瘫痪）。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后来完全康复了。他将此完全归功于上帝，并且从此开始了自己的十一奉献。 在球场上，他常脱去自己的队服，把一件写有“我属于耶稣”的T恤展现给大家看。在进球后，他总是习惯性地指着天空，作为感谢上帝的一种姿势。他最喜欢的是福音的音乐，最喜欢看的书是圣经。在2005年12月23号，他同自己儿时的甜心Caroline Celico结婚，并为自己在婚前一直保持处子的身份而骄傲。 自从2004年11月，他就被任命为联合国的消除贫困大使，这是迄今以来年龄最小的一位。他自己在公开场合常提到，他考虑在在自己退役后去做一位牧师的打算。 在当选为2008年度《时代周刊》杂志100人物之一的时候，在介绍了他在足球场上的骄人战绩以外，作者这样说道：“我可能有点质疑是否绿茵场是否适合作为传扬福音的一种媒介，但在一个绝大多数职业球员只是关注轿车，女人和吵架的年代，能看到一个人竟然可以给这个世界带来一些积极影响，这是一件让人耳目一新的事情” 原文请见： 一：《TIME》http://www.time.com/time/specials/2007/article/0,28804,1733748_1733756_1735884,00.html 二：http://en.wikipedia.org/wiki/Kak%C3%A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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